在中國歷史上，有兩位跨越金元之際的傳奇人物——耶律楚材與劉秉忠，他們雖出身不同、時代有別，卻同樣以深厚的儒學修養、精湛的易學造詣和卓越的政治智慧，在亂世中輔佐蒙古統治者建立了穩固的政權。本文將從兩人生平入手，深入剖析他們如何融會貫通《易經》、《孫子兵法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素書》、《陰符經》等中國傳統智慧，在蒙古征服與統治中原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，並探討其思想對後世的深遠影響。
殊途同歸的傳奇人生：從儒士到帝師的轉變
耶律楚材（1190-1244），字晉卿，號湛然居士，出身遼朝皇族後裔，金朝尚書右丞耶律履之子。他"博極群書，下筆為文若宿構者"，精通儒釋道三家學說，尤其深諳《易經》與天文曆算。金貞祐二年（1214年），24歲的耶律楚材被辟為左右司員外郎，開始其仕宦生涯。1215年，蒙古攻陷中都（今北京），耶律楚材隱居燕京，潛心研究佛學與易理。1218年，成吉思汗聞其名而召見，"處之左右"，從此開啟了他輔佐蒙古大汗的傳奇生涯。
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、窩闊台汗時期發揮了關鍵作用。他隨成吉思汗西征，以占卜預測和醫術贏得信任；在窩闊台時期，他推動建立中書省制度，建議"以儒治國"，設立十路課稅所，使蒙古統治開始向文治轉型。他力諫廢除屠城舊制，保存中原文化，被譽為"治天下匠"。晚年雖遭排擠，仍堅持"興文治"的理念，為元朝制度奠定基礎。
劉秉忠（1216-1274），初名侃，字仲晦，法號子聰，邢州（今河北邢台）人。與耶律楚材的世家背景不同，他出身普通官吏家庭，17歲時因家道中落而出家為僧，拜虛照禪師為師。這位年輕僧人"於書無所不讀，尤邃於《易》及邵氏《經世書》，至於天文、地理、律曆、三式六壬遁甲之屬，無不精通"。1242年，他經海雲禪師推薦進入忽必烈幕府，開始其政治生涯。
劉秉忠為忽必烈制定了一系列奠定元朝基業的政策：建議採用"大元"國號、設計大都（今北京）城市規劃、創立朝儀制度、推動儒學復興等。他雖位極人臣，官至光祿大夫、太保，封趙國公，卻始終保持僧人本色，"齋居蔬食，終日淡然"，這種超然態度贏得了忽必烈的極大信任。1274年，劉秉忠無疾而終，元世祖痛惜不已，追贈太師，諡文貞，後改諡文正，配享太廟。
兩位奇才的相似之處令人驚嘆：皆精通儒釋道三家學說，深諳術數與戰略，將漢文化精髓引入蒙古統治體系。耶律楚材的《湛然居士集》與劉秉忠的《藏春集》都流露出對文化傳承的深切關注。他們在蒙古武力征服後的文化重建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成為中國政治史上"以夏變夷"的典範。
易學智慧的實戰應用：變易與革新的政治哲學
《易經》作為中國傳統智慧的源頭，對耶律楚材和劉秉忠的思想形成具有奠基性影響。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常以易占決策，其詩作《過金山和人韻》中"我愛長天漢家月，照人依舊一輪明"的詩句，流露出對中原文化傳承的堅定信念。他將易理應用於立法定制、改革弊政，主張"變通"思想，推動蒙古統治者適應中原文明。
劉秉忠"尤邃於《易》及邵氏《經世書》"，他將易理創造性地應用於都城規劃、制度設計等各個方面。元大都的建設充分體現了"天人合一"的易學思想：城市佈局對應星象，宮殿方位遵循八卦，形成一個宇宙的微縮模型。1271年，他建議忽必烈取《周易》"大哉乾元"之義，將國號由"大蒙古國"改為"大元"，賦予新政權華夏正統的文化內涵。《建國號詔》中明確宣示："誕膺景命，奄四海以宅尊；必有美名，紹百王而紀統"，表明元朝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繼承者。
兩位謀士對《易經》"變易"思想的把握尤為深刻。耶律楚材輔佐窩闊台從蒙古大汗轉變為中原統治者，推動了政權性質的初步轉型；劉秉忠則幫助忽必烈完成從藩王到中國皇帝的徹底轉變。他們深諳"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"的道理，在歷史轉折關頭推動了劇烈的社會變革。
《黃帝陰符經》作為道家重要典籍，也深刻影響了兩位謀士的思維方式。該經強調"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"，認為"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"。耶律楚材和劉秉忠都善於把握時機，在"天發殺機"之際果斷行動。耶律楚材在蒙古西征時多次以天象變化勸諫成吉思汗調整戰略；劉秉忠則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位時準確判斷形勢，助忽必烈取得勝利。
《陰符經》分為"神仙抱一演道"、"富國安民演法"、"強兵戰勝演術"三章，恰好對應兩位謀士的三重角色：作為修行者追求精神超越（耶律楚材號湛然居士，劉秉忠終生保持僧侶本色），作為政治家謀求國泰民安（耶律楚材設立十路課稅所，劉秉忠制定朝儀制度），作為軍事家策劃克敵制勝（耶律楚材隨軍西征，劉秉忠參與征宋謀劃）。這種全方位的智慧使他們能夠在不同層面為君主提供指導，成為真正的"帝王師"。
兵法典範：從《孫子兵法》到治國方略
《孫子兵法》的戰略思想在耶律楚材和劉秉忠的政治實踐中得到創造性運用。耶律楚材參與了窩闊台征金戰役的謀劃，其"不戰而屈人之兵"的全勝思想與孫子"上兵伐謀"的理念一脈相承。他主張以政治手段配合軍事行動，通過招降納叛減少流血衝突，這種綜合性戰略為蒙古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。
劉秉忠對《孫子兵法》的應用更為系統全面。在忽必烈征討南宋過程中，他提出"以德服人"的戰略，建議保護儒士、恢復科舉，爭取南方士人支持，這正是孫子"伐交"思想的體現。他設計的大都城防體系融合了"九地"思想，體現了"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"的防禦哲學。
《孫子兵法》與《易經》的結合形成了兩人獨特的戰略思維。耶律楚材善於在複雜局勢中把握不變的根本原則（"不易"），隨機應變採取對策（"變易"）；劉秉忠則能將複雜問題簡化處理（"簡易"），如將繁複的漢制簡化為適合蒙古統治的實用制度。這種思維方式使他們能夠在蒙古征服初期的亂世中游刃有餘。
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耶律楚材將兵法智慧應用於政治攻心戰。他深知"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"的道理，在蒙古滅金後立即建議保護孔府，尊崇儒學，使軍事征服獲得了文化合法性。這種政治謀略與軍事行動的完美結合，正是《孫子兵法》"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"五事統籌的典範。
縱橫捭闔：鬼谷子術在王朝創建中的應用
《鬼谷子》作為縱橫家的代表作，其權謀策略對耶律楚材和劉秉忠的政治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。鬼谷子強調"捭之者，開也，言也，陽也；闔之者，閉也，默也，陰也"，這種開合有度的處世哲學在兩位謀士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耶律楚材在輔佐窩闊台過程中，巧妙處理了蒙古舊制與漢法的關係。他既不公開否定蒙古傳統，又逐步引入中原制度，通過"漸進式改革"實現了政權的初步漢化。這種"陰陽並用"的策略與鬼谷子"欲高反下，欲取反與"的權謀思想高度一致。耶律楚材還善於"揣情"與"摩意"，能準確把握窩闊台的心理需求，在適當時機提出建議，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。
劉秉忠更是深諳縱橫之術的大師。在與忽必烈初次接觸時，他便展現出非凡的溝通藝術，能夠以佛法詮釋儒道思想，滿足忽必烈對"安天下之法"的渴求。他建議忽必烈"以馬上得天下，不可以馬上治"，委婉批評蒙古舊制，同時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，體現了鬼谷子"反應"術的精髓。
鬼谷子的"飛箝"之術在元朝創建過程中也得到充分運用。劉秉忠深知"立勢而制事，必先察同異"的道理，在制度設計中既保留蒙古貴族特權，又引入漢族士人參與治理，平衡各方利益。同時，他通過情報工作掌握南宋動向，為忽必烈制定"先取襄陽，浮漢入江"的滅宋戰略提供依據。這種情報收集與分析能力，正是鬼谷子所強調的"見微知類"的具體體現。
在政治宣傳方面，兩位謀士也運用鬼谷子的"反應"術，製造有利輿論。耶律楚材將蒙古征服塑造成"天命所歸"；劉秉忠則將忽必烈包裝成儒家理想的"聖王"，強調其"奄四海以宅尊"的正統性。這種話語建構成功減少了漢族士人的抵抗，為元朝統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礎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兩位謀士對權謀的運用都有一定節制，避免陷入純粹的詭計陰謀。耶律楚材晚年淡泊名利，劉秉忠功成後仍"齋居蔬食"，表明他們對鬼谷子術的應用有著更高的道德底線。這種複雜性使他們區別於一般的權謀家，體現了"以術行道"的深層智慧。
素書與道家智慧：謀略背後的哲學根基
《素書》相傳為黃石公授予張良的秘典，強調"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"五位一體的治國理念。耶律楚材和劉秉忠的言行舉止與該書思想高度契合。
耶律楚材為窩闊台制定的政策體現了《素書》"以道示人"的原則。他建議設立國子監、保護儒士、恢復科舉，這些措施符合《素書》"德者，人之所得，使萬物各得其所欲"的思想，為蒙古統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礎。他在《湛然居士集》中寫道："天下奇才盡網羅，忽聞天上詔書過。君王自愛真儒術，不為虛名重科目"，表達了對真才實學的重視。
劉秉忠在輔佐忽必烈的過程中，也表現出對《素書》"原始於微，成之於著"這一漸進思維的把握。他沒有急於求成，而是經過長達二十年的耐心準備，逐步將漢制引入蒙古政權，最終完成"大元"王朝的創建。這種長期布局的戰略耐心，正是《素書》"深計遠慮，所以不窮"的體現。
道家"無為而治"的思想也深刻影響了兩位謀士的政治理念。耶律楚材主張"省刑薄賦"，減輕百姓負擔；劉秉忠則推動忽必烈採納"安業力農"的政策，恢復中原經濟。這些建議都體現了道家"治大國若烹小鮮"的治理智慧。
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兩位謀士對"功成身退"這一道家理想的身體力行。耶律楚材晚年"性善書，專以古人為法"，潛心書法創作；劉秉忠功成後仍保持僧人本色，"齋居蔬食，終日淡然"。這種對權力的超然態度，使他們避免了歷史上許多功臣"兔死狗烹"的命運。
《陰符經》中"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"的思想也在他們的實踐中得到體現。兩位謀士都善於把握天時（政治時機）、地利（地理優勢）、人和（人心向背），使這些要素和諧統一於政治目標之中。劉秉忠在設計大都時既考慮軍事防禦（地利），又顧及漕運便利（人和），還選擇了"龍蟠虎踞"的風水寶地（天時），完美詮釋了"三盜既宜"的深層智慧。
評價與反思：跨越時代的治世智慧
歷史貢獻的多維度在耶律楚材和劉秉忠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。耶律楚材被譽為"蒙古帝國漢化的先驅"，他在蒙古屠城傳統仍盛的時期，力諫"制器者必用良工，守成者必用儒臣"，拯救了無數生命和中原文化。劉秉忠則是"元朝制度的總設計師"，從國號、都城到朝儀、官制，無不滲透著他的智慧。如果說耶律楚材開啟了蒙古漢化的序幕，那麼劉秉忠則完成了這一歷史進程。
然而，兩人的努力也有其局限性。耶律楚材的改革最終因蒙古保守勢力反對而未能徹底實施；劉秉忠設計的制度雖被採納，但元朝後期逐漸廢弛。這提醒我們，任何改革都需要持續的政治支持和社會基礎。
從思想史角度看，耶律楚材和劉秉忠代表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類型——"異族政權中的文化傳承者"。他們以學者身份介入政治，既與權力中心保持一定距離，又能深度影響決策過程。這種獨特位置使他們能夠超脫常規思維束縛，提出更具戰略性的建議。
兩人的知識結構也值得深入研究。他們不僅精通儒學，還深研《易經》、《孫子兵法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陰符經》等典籍，形成了一套融會百家、兼顧形上形下的思想體系。耶律楚材的《湛然居士集》和劉秉忠的《藏春集》都展現出這種綜合性特徵。這種綜合性智慧使他們能夠應對複雜的政治挑戰，成為真正的"帝王師"。
對現代的啟示方面，耶律楚材和劉秉忠的案例提醒我們：第一，治理多元社會需要包容不同文化的智慧；第二，改革者應當把握漸進與突破的平衡；第三，任何重大變革都需要文化合法性的支撐。他們將《易經》"變易"思想應用於制度創新的實踐，尤其值得當代管理者借鑑。
《陰符經》云："知之修煉，謂之聖人"。耶律楚材和劉秉忠雖未必達到聖人境界，但他們確實在"知"與"行"兩個層面都進行了深刻修煉，將古代智慧創造性地應用於異族統治的特殊環境，最終影響了歷史進程。這種知行合一的智慧，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珍貴的遺產之一。
通過對耶律楚材和劉秉忠生平與思想的梳理，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蒙元時期的政治變革，也能從中汲取應對當代挑戰的智慧資源。在全球化與文化衝突並存的今天，兩位先賢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化整合智慧，尤其值得我們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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