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王夫差命人將一個裝著伍子胥遺體的皮袋投入江中，這位曾攻破楚國都城、輔佐兩代吳王的梟雄，最終隨著江水消逝在歷史長河裡。
“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，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！”伍子胥臨死前的這句話，在吳國滅亡後成為一語成讖的預言。
公元前484年，伍子胥在吳王夫差賜予的屬鏤劍前自刎身亡，夫差將他的屍體裹在鴟夷革（一種皮製的酒囊）中投入江中。
此時距離他帶領吳軍攻破楚國都城已經過去二十多年，他的復仇故事早已成為傳奇。然而這一切，都始於一場因讒言引發的滅門慘案。
01 復仇序章
公元前522年，楚國都城郢都的朝堂上，一場政治風暴正在醞釀。楚平王在權臣費無忌的慫恿下，奪走了原本為太子建迎娶的秦國公主孟嬴。
這一舉動引發了連鎖反應。費無忌擔心太子繼位後報復，不斷在楚平王面前誣陷太子謀反。伍子胥的父親伍奢作為太子太傅，在平王詢問時直言：“不應該聽信小人的話而疏遠自己的親骨肉。”
這句話將伍奢推向了斷頭臺。楚平王將伍奢囚禁，並聽從費無忌的建議，召伍奢的兩個兒子伍尚和伍員前來，計劃將伍氏一網打盡。
當使者來到伍家，伍尚選擇前往郢都與父親同死，他對弟弟伍子胥說：“我的才智比不上你，我負責為父親而死，你負責為父親報仇。”
伍子胥做出了人生中最關鍵的決定——逃走。 伍奢得知次子未至，嘆息道：“楚國君臣將要飽受戰爭之苦了！” 這位父親深知兒子的性格：狠厲而能忍，有仇必報。
02 漫漫逃亡路
伍子胥的逃亡堪稱春秋版的“絕地求生”。他先後逃往宋國、鄭國，甚至隨太子建短暫前往晉國。太子建在鄭國試圖聯合晉國推翻鄭定公，事敗被殺，伍子胥只能帶著太子建的兒子勝繼續逃亡。
傳說他逃至昭關時，因憂慮過度，一夜白頭，才得以混過關卡。過江時，漁父不顧楚國“粟五萬石，爵執珪”的懸賞，助他渡江。
到達吳國時，伍子胥已淪為沿路乞討的乞丐，甚至拖著病軀在街頭行乞。但他很快展現出政治智慧，投靠了有奪位野心的公子光（後來的吳王闔閭）。
伍子胥向公子光推薦了刺客專諸。公元前515年，專諸在宴會上以“魚腸劍”刺殺吳王僚，公子光成功奪位，成為吳王闔閭。
03 歷史疑雲：鞭屍還是鞭墓？
公元前506年，吳王闔閾採納伍子胥“三師肄楚”的策略，聯合唐、蔡兩國，五戰五捷，攻破楚國都城郢都。此時楚平王已死十年，即位的楚昭王棄城而逃。
按照《史記》的記載，伍子胥“掘楚平王墓，鞭屍三百”。面對好友申包胥“鞭屍辱君，悖逆天道”的指責，伍子胥留下了千古名言：“吾日暮途遠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。”
但現代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。 最早記載此事的《春秋經》、《左傳》及《國語》均未提及“鞭屍”。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也只記載“鞭墳”、“鞭墓”或“挞墓”。
《史記》是首部記載“鞭屍”的史書，但司馬遷本人在《季布欒布列傳》中又稱“鞭荊王之墓”。唐代司馬貞和明末顧炎武都對此提出質疑。
考慮到楚平王已死十年，屍體可能早已腐爛，且吳軍在郢都停留時間不長，“鞭墓”的可能性遠大於“鞭屍”。後世為增強戲劇效果，可能將這一情節升級為更極端的“鞭屍”。
04 輔佐夫差與戰略分歧
楚國在秦國幫助下復國後，伍子胥全心輔佐吳國。公元前496年，吳王闔閭在槜李之戰中受傷而死，臨終前囑咐兒子夫差：“不要忘記勾踐殺父之仇！”
夫差即位後，在伍子胥輔佐下於夫椒之戰大敗越國，將勾踐圍困於會稽山。此時，伍子胥與夫差的戰略分歧開始顯現。
伍子胥主張徹底消滅越國，他引用少康復仇的典故，警告夫差勾踐“能辛苦”（能忍受艱辛屈辱），必成後患。而接受越國賄賂的太宰伯嚭則主張接受勾踐投降。
夫差最終採納伯嚭的建議，原因有三：
春秋時期的主流是稱霸而非兼併，滅國會被視為不義
勾踐表現出極度謙卑，“委國為臣妾”
夫差的真正目標是北上中原與齊晉爭霸
伍子胥與夫差的分歧不僅是戰略選擇，更是兩種世界觀的衝突。伍子胥作為復仇者，能識破同類勾踐的偽裝；而夫差仍遵循春秋時代的“信義”規則。
05 賜死與預言
隨著吳國不斷北伐，伍子胥多次勸諫夫差先除越國之患。公元前484年，夫差準備再次伐齊，伍子胥強烈反對，稱“越國是心腹之患”。
夫差不僅不聽，還派伍子胥出使齊國。在齊國，伍子胥做了一個致命的決定——將兒子託付給齊國大臣鮑氏。這在夫差看來無疑是叛國行為。
伯嚭趁機進讒言，夫差最終以“私通齊國”的罪名，賜給伍子胥一把屬鏤劍，命他自盡。
臨死前，伍子胥留下了驚人的預言：“必樹吾墓上以梓，令可以為器；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，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！”
夫差聞訊大怒，將伍子胥屍體裹在鴟夷革中投入江中。九年后，越王勾踐果然滅吳，夫差自殺時，據說因羞愧難當，用白布蒙住雙眼才舉劍自刎。
06 復仇的代價與歷史迴響
伍子胥的復仇完成度有多高？從個人角度看，他率軍攻破楚國都城，對楚平王（或墓）進行了報復性處置，基本完成了復仇。
但從國家角度看，楚國並未滅亡，反而在楚昭王復國後實現了中興。最終滅亡吳國的是越國，而越國後來又被楚國所滅。
對伍子胥的歷史評價呈現兩極化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評價他為“烈丈夫”：“棄小義，雪大恥，名垂於後世。” 這或許與司馬遷自身受宮刑後隱忍完成《史記》的經歷有關。
宋代王安石則稱讚伍子胥“報仇雪恥是壯士”。但更多批評者認為他“怨毒傷義”，為個人仇恨重創祖國，不符合儒家忠君思想。
伍子胥死後，吳人憐憫他，在江邊立祠祭祀，所在地被稱為“胥山”。在民間信仰中，他逐漸被神格化為潮神、河神，長江沿岸多建有伍員廟。
東漢《吳越春秋》記載，越軍滅吳時，“望吳南城，見伍子胥巨若車輪，目若耀電，須發四張，射於十里。” 六朝《荊楚歲時記》記載，端午節龍舟競渡“斯又東吳之俗，事在子胥，不關屈平也”。
吳國滅亡後，越王勾踐曾感嘆：“吾聞吳王賜死子胥，棄其軀於江。吾心不忍，欲為立祠於山上。” 此後兩千多年，從唐代敦煌變文到現代影視作品，伍子胥的故事不斷被演繹。
他掘墓鞭屍的快意恩仇，與“日暮途遠，倒行逆施”的悲愴自白，共同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複雜的復仇者畫像。伍子胥的祠廟在江南地區至今香火不絕，他的形象早已超越歷史本身，成為民間記憶中永不消散的傳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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